来源：台海网
黄登保获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黄登保(1918-1988)：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炮兵团排长、连长，延安炮兵学校队长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炮校大队长、炮兵湾团长、炮兵师参谋长等职；1958年调至军委炮兵技术部任副部长，第二炮兵独立成军后，先后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
黄登保的“模范党员证”。
台海网9月1日讯（ 导报记者 孙春燕 崔晓旭/文 沈威/图）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静静卧在丝绒盒中，铜质的表面覆着一层细密的包浆，那是七十余载风霜留下的印记。勋章旁，一本“模范党员证”微微泛黄，纸页间仿佛还回荡着烽火岁月的回响。
这两件遗物的主人，是归侨将领黄登保。从1938年那个毅然告别马尼拉的闽南青年，到“巧使神炮无虚发”的共和国将领，他的生命轨迹，如同一道跨越重洋的红色弧线，一头连着南洋的赤子心，一头系着祖国的山河梦。
南洋赤焰 17岁华侨的家国觉醒
1935年的菲律宾龙马疙地，刚到这里不久的厦门青年黄登保年仅17岁。听到从收音机里断断续续传来的“九·一八”“一·二八”，他的心就像被一根根针扎得生疼。
三年前，黄登保还是厦门鼓浪屿英华中学的学生。教会学校的课堂上，学习英语单词与圣经故事是日常，但校园外，抗日救国的标语正一点点染红街头。他见过被押送的共产党员昂首走过，那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模样，让少年深受震撼。“1935年，家中经济拮据，父亲和大哥在菲律宾的生意又受经济危机冲击，他不得不中断学业，登上了南下的轮船。”华侨博物院副院长钟志诚说。
初到菲律宾，黄登保在华侨学校续读，但课本上的铅字抵不过街头巷尾涌动的赤色浪潮。少年的心被点燃了，他再也坐不住，辍学进了一家福特汽车公司当店员。白天，他给汽车上油、擦车；晚上，他钻进抗日后援会的秘密据点。黄登保成了据点里最勤快的年轻人，跟着大家去码头抵制日货，跑遍华侨社区募捐。
但他总觉得不够。1937年“七七事变”消息传来，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回国！去前线！”听说有人要从怡朗出发回国参加八路军，他揣上几件换洗衣物，瞒着父亲和大哥，辗转赶到怡朗。次年夏天，黄登保与几位华侨青年登上了开往马尼拉的船。他手中拿着一本护照，里面贴着他穿西装的照片，眼神里带着少年的青涩，却藏着不容动摇的决心。
从马尼拉到香港，再经廖承志安排辗转北上。当船驶过珠江口，看到岸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时，黄登保和伙伴们站起来，对着祖国的方向深深鞠躬。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离梦想近了。
延河淬火 华侨青年的炮兵魂
1938年6月底，黄土高原的风，第一次吹到了黄登保脸上，干燥、粗粝，带着尘土的气息，却让这个刚从南洋来的青年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因为脚下的土地，是祖国。
他和来自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的华侨青年一起，走进了陕北公学，吃着小米、住着窑洞。白天，他们坐在土坡上听老师讲《论持久战》，阳光把“抗日救国”四个大字晒得发烫；晚上，窑洞的油灯下，黄登保用从菲律宾带来的铅笔，一笔一划地记笔记，把“民族解放”“共产主义”这些新词，连同窗外延河的水声，刻进心里。
三个月后，他在党旗下宣誓入党。举起拳头的那一刻，他想起了鼓浪屿街头那些昂首赴死的共产党员，突然懂了他们眼中的光，那是信仰的力量。
从陕北公学毕业后，黄登保申请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半年后分配工作，他找到领导坚持要去战斗部队，最终被分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团。
冬天的陕北，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脸。旧庙当教室，没有取暖设备，他就趁课间跑到庙外，原地蹦跳几分钟，再跑回课堂。炮兵不仅要懂技术，还要会“驭马”，驭手的技术直接关系到行军速度。黄登保花时间和骡马相处，渐渐摸出了门道。半年后，他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排长，还拿到了一本“模范党员证”。他一直把它揣在怀里，行军时怕磨坏，就用手帕裹着。那小小的本子，成了他在艰苦岁月里最珍贵的“勋章”。
南泥湾炮声 从学员到指挥员的淬炼
1941年春，太行山区的硝烟还未散尽，黄登保随炮兵团撤回了延安。不久后，他们又奉命开赴南泥湾，屯垦练兵。
南泥湾的日子，是“枪杆子”与“锄头”的结合。白天，黄登保和战友们扛起锄头开荒；晚上，他们围着篝火拆卸、组装炮栓，借着月光练习瞄准。
1944年，中央决定在炮兵团基础上成立炮兵学校，黄登保参与了学员选调工作。炮兵学校1945年1月正式开课那天，黄登保站在操场上，看着学员们整齐的队列，突然想起了三年前在菲律宾码头，侨胞们送他时的场景。那时他只是个热血青年，如今却成了能为祖国培养炮兵人才的战士。课上，他把自己在炮兵团摸索的经验倾囊相授：“驭马要懂马性，打炮要懂地形，打仗要懂人心。”
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黄登保正在擦拭一门缴获的山炮。听到广播里的宣告，他突然扔掉抹布，抱着炮身哭了，那些在南洋募捐的日夜，延安窑洞的油灯，南泥湾的锄头，此刻都有了意义。
不久后，他奉命随部队开赴东北。火车上，他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收缴敌人的大炮，组建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炮兵。”在东北，日军关东军留下的军火库成了他们的“宝库”。黄登保带着战士们清理出一门门大炮，有的炮身锈迹斑斑，他就和战友们用柴油擦洗，一点点让它们“苏醒”。
烽火铸“神炮”从战场到传承的赤子情
抗战胜利后，黄登保又奔赴新的战场。解放战争的炮火中，黄登保的名字渐渐与“神炮”联系在一起。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黄登保又奔赴朝鲜战场。回国后，他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这些荣誉背后，是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和满身伤痕。
和平年代，黄登保始终没忘自己是“华侨的儿子”。临终前，他反复叮嘱家人：“别忘了，我是从厦门来的，是从南洋回来的，我的根在祖国。”
1994年，黄登保的夫人陈竞莹女士委托妹妹黄玉燕、黄瑞云，将黄登保的护照、钢笔、模范党员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1948年解放东北纪念章、1950年解放华北纪念章、1950年解放中南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黄登保抗美援朝时期的笔记本、20世纪50年代归侨将领黄登保使用的军用定位尺、军用指南针、1951年抗美援朝纪念章、1954年抗美援朝慰问章、朝鲜自由独立勋章等，一并捐给华侨博物院。“那枚勋章早已超越了物件本身的意义。它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记录着海外赤子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情；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诉说着信仰、坚韧与担当。”钟志诚说。这或许就是最好的传承，当后来者凝视这些遗物时，能从中汲取力量，让那份跨越山海的赤子情，永远滚烫，永远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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