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黄旗公交大妈嚣张的背后：清朝的“满城”史

一

一则短视频的火爆，揭示了割裂的北京城。

这位正黄旗大妈以一己之力，将满族与非满族的民族矛盾、北京与非北京的区域鄙视链、老年与青年，以及若隐若无自备优越感的食利阶层与打工人阶层的矛盾，一股脑的喷薄而出，趾高气昂的骂了出来，喷fen效果确实爆棚！

（网友还是明白人儿呐！---网易新闻）

我们不想因此就陷入到网上的各种吵闹各种带节奏之中，不值得！

不妨借此延展到历史的视角，揭示不一样的老北京历史。

二

清朝以前的北京城没有旗人。现在的二环老北京多以自己是旗人之后自居，来反证自己是老北京人家，这其中的曲折要从清朝初期建立“满城”说起。

1644年清兵入关，当时八旗军及其眷属百万之众（满八旗和汉八旗兵力总数50万人以上，眷属两倍数之）占领了偌大一个明帝国。之后的问题自然就是哪里驻军、哪里安家的生养问题了，其中在每个驻屯城市住在哪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旗人原来是和明朝遗民混居，一来不够安全；二来怕被百倍于旗人的汉人同化，重蹈北魏辽金蒙元王朝汉化后堕落史覆辙。

因此，自1649年开始，大清顺治皇帝在关内重要城市及边疆地区设置了二十来个“满城”这种驻屯方式。

论及“满城”，其军事色彩 ，要大于民族隔离色彩，毕竟是以维持军事占领为目的，跟蒙元在全国城市驻军一个道理，类似于明代的卫所制度。

隔离分割旗人与其他民众，是为了保持旗人战斗力的军事目的，只不过后来内地的旗人都市民化了，连自己民族的满语也只是在其东北龙兴之地还有人讲，这让骨子里也儒化了的大清皇帝们为此痛心不已。

建立“满城”，从圈地驱民开始。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住宅做驻防营房，一般选择居民稠密地区做营址，比如北京就是沿着紫禁城的外圈皇城根住满了旗人。

“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顺治

他们直接把原来住在北京内城的老百姓轰走，改让八旗驻扎，依托原来的城墙建立旗人驻防人家区域。

原来的北京老百姓都要迁走到外城（宣武丰台是外城，位于南部），即使是汉人官员也不许在内城居住，但衙门和寺庙例外，可以不搬。平时南城老百姓来庙里上香白天来晚上走，不许留宿。

距离皇城最近的核心区由满洲八旗守护，外一圈是蒙古八旗，再外一圈才是被满洲收编的八旗投充汉人。

两黄旗的地位最高，所以驻扎在内城北部，两蓝旗的地位最低，所以位于内城南部。两白旗、两红旗则位于东、西两厢。八旗又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界分为左右两翼，线东为左翼，线西为右翼。在各旗的驻防区域内，满族人一般居于靠近皇城的地区，蒙古人居于其外侧，汉族八旗人居于最外侧。

这样一种布局将北京城变成了一座层层设防的大兵营。

至此北京形成了八旗居住在内城，原住民居住在外城的城市结构。

照此模式，清国陆续设立了20来座满城，分别是西安满城、潼关满城、宁夏满城、凉州满城、庄浪（兰州永登）满城、太原满城、右玉满城、绥远（呼和浩特）满城、归化满城、开封满城、青州满城、德州满城、荆州满城、广州满城、福州满城、江宁（南京）满城、京口满城、杭州满城、乍浦满城、成都满城等。

三

“满城”的管理也很严苛：

(1)旗人不准私自离开满城，京旗活动范围在内城周边40里，各地驻防八旗活动范围在满城周围20里，超出这个范围要被处以刑责；

(2)旗人专事锻炼军事技能（所谓国语骑射，马上三箭、马上三枪，一直练到庚子年间），不准经营商业、手工艺等；

(3)旗人在满城的房屋禁止出售给城外民人，以防民人进入满城；

(4)旗人不准与民人通婚；

(5)旗人女子禁穿汉人服饰；

(6)旗人女子没经过选秀女的，不准私自订婚；

(7)旗人不得唱戏，在满城内禁止设立戏院等娱乐场所；

(8)满城中各旗的行政事务由各旗自己管理，每户有新生子女、婚丧等要在满城佐领处报告。涉及旗民的刑事案件，归旗人的理事厅管理。

(9)除了货郎，其他民人不许进入满城，更不可留宿。

清廷把一个个“满城”建成了只有旗兵及眷属驻扎的军事管理区。满城里有自己的军粮库、炮厂、弓箭房、演武厅、哨房、马圈，入夜戒严，有旗兵巡逻，禁止随意行走。限制旗汉交往，并且制度性的要求旗人只能靠当兵活着，以便维持长期的军事占领。

八旗军民则依靠朝廷播发的钱粮双饷和“满城”的围墙大炮，维持着独特的制度习俗，八旗生老病死俱在满城，很少与外城居民接触。

满城中的旗人保留着自己的满洲口音，且不说南方满城旗民口音和当地人迥异。就连北京这么一个北方城市，内城（八旗区）和外城（民人区）的口音都有区别，直到20世纪2、30年代鼓楼、什刹海的北京人说话和虎坊桥、菜市口的北京人说话，发音都有区别。

此外满城妇女还保持着穿满洲服饰，不裹脚的习俗。旗民婚丧嫁娶等习俗也一直维持满洲传统（汉军八旗则还按汉式婚丧习俗执行）。

在法律上，旗民和民人也是不平等的。按《大清律例》虽然理论上“今隶军籍之人与民无异，有犯亦一体同科”。

正是因为有这些满汉分别，所导致的民族割裂也体现在晚清历次对外战争时的民众态度：群众往往瞬间进入看戏模式，毕竟有二十多个旗人驻防区“满城”顶着。

“满城”制度一开始对八旗旗人来说会很滋润的日子，毕竟前明老百姓多、八旗兵少。一个普通旗兵的饷米都可以养活一家五口，如果一家有两个旗兵，那过的就很舒坦了。毕竟八旗也没有退休一说，只要旗人长到16岁，基本就能当兵，就有一份钱粮，能领到死。

旗人不需从事生产活动，却能月月得到饷米，所以普遍没有储蓄的概念，往往大手大脚挣一个花俩。

勤政爱旗的雍正为此大发雷霆：“皇考（指康熙）轸念兵丁效力行间，致有债负，曾发帑金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余两，一家获赏俱致数百，如此厚赏，未闻兵丁等置有产业，生计滋益者，悉由妄用于衣食，徒令贸易之人得利。一二年间荡然无余。而生计较前更加窘乏，其后又发帑金六百五十五万四千余两赏赐兵丁等人，亦如从前立时费尽。朕自即位以来，除特行赏赐外，每月所赏需银三十五六万两，此银一入兵丁之手亦不过妄用于饮食，不过十日悉化乌有，亦何裨益？……比见八旗官员兵丁内嗜饮沉湎，以致容貌改常。”

这种大吃二喝的习惯发展到乾隆中期大清国实在是熬不住了，简单地说就是：钱不够了，这数十万人还怎么吃下去？

乾隆大帝不愧是“十全老人”，果断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采取了减员增效的手段。乾隆皇帝陆续开除了20多万汉军八旗的旗籍，如驻福州、京口、杭州、绥远、凉州、庄浪、西安等地的汉军全数出旗。

乾隆皇帝通过此举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虽然让八旗汉军吃了大亏，但总算于满洲人无损。

让汉军八旗出旗只能缓解一时的财政压力，长期来看还是没啥作用。到了嘉庆年间，“八旗生计”还是出了问题，至嘉庆17年，嘉庆皇帝决定推动旗民回吉林老家种地自食其力，结果花了17万两白银建设房屋、置办耕牛后，响应皇帝号召者却是寥寥。

因为八旗人虽然长期不事生产，但是也不傻啊，在北京城里有口饭吃也不至于回几辈子前的姥姥家去自己费力种地土里刨食啊！！！

四

旗人既不种地，又不做手工业，大家赖在北京不走，人口愈发膨胀，收入却不涨。满城旗人的生活水平和大清的国运一样开始走下坡路了。

嘉庆之后就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几位帝君在位时，陆续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等震惊中外的大战，令人遗憾的是八旗兵在这些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近乎于零。

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英法联军大破僧格林沁，全军抵近北京。咸丰皇帝被吓破了胆，逃到木兰围场“巡幸”去了。

恭亲王奕䜣在和英法联军谈判时还打肿脸当胖子，吹嘘京旗战斗力高超：贵国如必欲攻城，我精兵之家口均在城内，必拼命死战，非在野外打仗可比。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签了《北京条约》，也没见八旗精兵出城拼命。

倒是进城闲逛的英军士兵看出了内外城的区别：

在满人居住区里，所有的艺术形式和物产全都汇集于此，正如在巴黎可以感受到全世界的风情一样。王公贵族们则居住在皇宫周围，那里有各种可供他们享乐的方式。……离开满人区，来到汉人居住区中进行参观时，仿佛从最高雅的诗歌降至最粗俗的散文，落差极大。在这里，天朝的百姓们过着平常的生活，完全置身于朝廷和御林军的政治影响力之外。……该区人口众多，生活着工人、无产者和一大批穷人。这里的街道嘈杂不堪，过往的行人大多衣衫褴褛，让人不禁心生怜悯。当地居民的贫穷程度已达到极致。——《中国战争纪行》

40年后的1900年，旗兵表现的一样差劲，在东便门、朝阳门顶着俄日军队的是董福祥的甘军，旗人组成的神机营、神虎营早就溜之大吉。

终于，伴随着一场又一场溃败，大清付出了十几亿两白银的代价，也就更顾不上“八旗生计”了。

清初为维持占领态势修建的满城，进入晚清之后反而变成了普通八旗兵的监狱。

因为缺钱，广州满城的旗人偷着做一些手工艺品，蓄养畜禽。

福建满城的旗人则在户口档案中装死，实则逃到南洋谋生。

成都贫困的旗民要靠富裕的旗民舍粥活着。

庚子国变时北京八旗士兵自己就成批的跑去盗掘圆明园遗迹、砍伐园中古树出售，为了争夺这些圆明园建筑遗存，不惜和当地土匪大打出手（有空再写圆明园的百年毁坏历史）。

1900年庚子国变后，八旗、满城和大清的国运一起进入了倒计时。

辛亥革命后，“满城”的末日也来了。不少城市干脆开始扒掉满城的城墙工事，让这些形形色色的满城与原有城市融为一体（现在成都的网红打卡地“宽窄巷子”就是成都满城的遗存），原来不许民人进入的满城变成了谁都能来的地方。

五

在持续30多年的民国时期，各地满城旗民纷纷改名换姓，变更民族成分出逃外地，加之遭遇战火动荡，家贫困厄致死不在少数，满族人口大减。

以北京为例清末旗民23.6万人，到1949年调查时仅剩3.1万人（1953年调查时又变为8万多）；

全国满族人口从500多万下降为150万。

倒是朝廷勋贵在大清倒台前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辛亥革命后改为汉姓，移居天津、青岛、大连等条件不错的北方租界城市，继续开银行、粮店，置办买卖铺户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满族在动荡的时代逐渐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绝大多数满族选择团结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挣脱了旧时代的牢笼，自食其力，重新获得了个人以及民族的真正解放。

六

老北京的旗人

在过去，旗人如果没有当上兵，又没有在宫里当差，就只能在家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了。

每天除了泡茶馆、遛鸟，在家里有的是时间相互请安。亲戚朋友彼此见面也要请安，再说上一大套应酬话，像流传至今的北京人见面时的一句话：“您吃了吗？”就是当年在旗人中广泛流行的。据说当年西城的旗人见面习惯问“您吃了吗？”而东城的旗人见面流行问：“您喝过（茶）啦？”所以有“饿不死的西城，渴不死的东城”的说法。

旗人不仅讲究吃喝，也是玩主。旧京有首竹枝词：“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里原无事，早饭完了便出城。”活生生地描绘出一个出城遛鸟的八旗子弟的形象。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城里的旗人普遍贫困化了，不可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于是各种各样的小吃又纷纷涌现出来。

其中有些来自清宫御膳，像豌豆黄、小窝头、肉末烧饼、艾窝窝。有的则是来自民间，像豆汁、硬面饽饽、炒肝、羊霜肠等。人穷了，下不起饭馆，又讲究吃两口，于是各种猪、羊下水都可以制作成小吃聊以解馋。豆汁是制作粉丝、淀粉时的下脚料，味道发酸，颜色灰白。国内其他地区大概没有人喝豆汁，唯独有不少北京人嗜饮豆汁。此外像油渣、猪血、刮骨肉等食品的主顾也都是穷人。

说起旗人在饮食上的穷讲究，邓友梅的小说《那五》里边有一段生动的描写。那五是个八旗贵族的后代，家道中落后，他是“倒驴不倒架，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作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

七

老北京的旗人大妈

过去旗人都是靠俸禄为生，男孩一出生就可以领到钱粮。女孩出生后都没地方去领钱粮，于是就有一些旗人家庭生了女孩却向佐领虚报为男孩，以后也一直让女孩穿男装，当男孩教养。这也是养成一些满族妇女胆大无畏、敢说敢做性格的一个原因。

满洲八旗子弟逐渐沦落为只知提笼架鸟的纨绔子弟，而把家中事务都交给老婆掌管，这就使许多旗人妇女成为内当家，掌握了家政大权。

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曾回忆自己的母亲、清末权臣荣禄的女儿瓜儿佳氏，就是这么一位独断专行在醇王府里说一不二的女人。清帝退位后她曾用钱企图收买一些军阀，使清帝复辟，她还“好吃好穿好买东西”，特别擅长挥霍钱财。

这个特点大概也是当时许多满族妇女身上都有的。

那位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自不必说，就连那位被慈禧太后迫害致死的珍妃生前也是很会花钱的，每月的月例银子远不够她花的，于是她通过兄弟也做起卖官鬻爵的买卖来。

民国时期，许多满洲贵族家庭因挥霍而破落，其中也有姑奶奶们的一份“努力”。

满族人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过的是游牧、骑射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满族人的文化和性格。

满族妇女不曾受过儒家的“三从四德”之类礼教的束缚。当年北京城里十七八岁的汉族姑娘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满族人家里的大姑娘却可以躁起两只大脚走街串巷、买油打醋，在庙会的小吃摊上吃年糕，喝茶汤，进茶棚喝茶，还要观赏各种杂耍。

过去有句民谣：“鸡不鸣，狗不咬，十八岁的大姑娘满街跑”。说的就是旗人家里的姑奶奶，可谓咄咄怪事！

参考资料：

1、《清代北京旗人社会》；

2、满族文化网；

3、知乎网北风；

4、《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