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聚焦·影史新探|张阿利 王卓《民国时期西安电影放映活动溯源与探究》

文｜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主任 张阿利教授

西安培华学院影视系教师    王卓

编辑｜北师大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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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阿利，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院校戏剧与影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影视教学委员会副理事长、副主任等。

陕西省文联委员，陕西省编剧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策划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

获陕西省教学名师称号，全国广播电视十佳百优理论人才称号，陕西省德艺双馨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广电总局人文项目1项，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7项等。主持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1门，省级精品课程1门，省级重点教改项目1项。两次获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多次。

出版专著《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电影读解与评论》等，主编《新世纪 新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形势、格局与趋势》《中国电影精品读解》《大话西部电影》《西部电影新论》《电影艺术与欣赏》等。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电影艺术》《当代电影》《现代传播》《中国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当代电视》《人文杂志》《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国电影报》等发表百余篇论文及文章。

创作电影剧本《于右任》《羊肉泡馍麻辣烫》《警察的誓言》等。

主创电视纪录片《大鲁艺》《大秦商》《陕商寻踪》《大话新西部电影》《风情黄河》《延安记忆》《铭记》等。

民国时期西安电影放映活动溯源与探究

众所周知，西安是中外驰名的文化古城，历史上曾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的古都，并且作为西部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重镇，西安在105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活动。本文立足西安早期的电影放映业，并将此放在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区间中，力求通过对电影史的溯源与重读，以及对影院个体及影业生存状态的深度剖析，探究西安早期电影放映业对中国西部电影及整个中国电影产业做出的贡献。

一、电影传入西安及民国时期的西安电影院

1、电影传入西安

    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卡普辛路十四号的咖啡馆里放映了四部短片《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和《婴儿午餐》，是以标志着电影的诞生。这一天也被世界各国电影届公认为电影发明阶段的终结和电影时代的正式开始。1896年初，卢米埃尔兄弟的公司派出了20多名员工，他们携带放映机到世界各地去放映影片，从而进一步推广他们公司旗下的放映机，随行的电影短片只是示范放映机的辅助品。这些员工所到达的城市包括马德里、圣彼得堡、孟买、大阪、里约热内卢。

    美国爱迪生公司的巡回示范员也在1897年抵达了中国，他们“先后去了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茶园、剧院或大戏棚放映示范。”电影最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独立放映电影的影戏院还没有出现，放映基本上是露天进行的，是其他戏剧、戏曲、杂耍表演的点缀，放映的短片当然也是以法国和美国公司制作的为主。

    总的来说，电影放映的最初活动还是集中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江苏地区，1900年左右这些地区的电影放映就已经初具规模了。陕西在电影放映上起步很晚，因为陕西省的电影传入途径并不是由外国商人直接携片引入，而是受周边地区的慢慢辐射影响。电影放映在天津已经非常普遍了才渐渐向西北地区扩散影响，因此电影在陕西的出现时间比其它地区晚了10年。

    西安最早的电影放映活动在鸿升茶园，那是1910年9月，当时在发行量很大的《兴平报》上还刊登了广告称：“鸿升茶园广告，新制活动写真电影开演：本园为输入文明起见，特从沪上购到活动写真电影，凡天文、兴地、人体、生物以及各国名胜，美术、日俄战争等类，其数甚多，不能备载，最足增长知识而动人观。凡我各界无不相宜，诚文明引线之一大端也。择定本月11、12、13日晚于南关外观音堂开演。每晚七旬钟开演，天明为止，并有新聘到头等 名角及请客串，准演新剧外带火彩，请预先持资购取本园凭观票纸，以便接待，特此声明。本园主人启。”由此可知，当时的电影是通宵放映的，而且，鸿升茶园不仅放映电影，同时还加演一些新戏。

    同是在1910年，陕西《陇州志》有这样的记载：1910年 9月12日，天津的电影商人来陕西陇州署巡警局放映黑白无声电影。这一次，将电影放映的地点选择在巡警局而不是观众最为集中的戏院或秦腔戏院，这也与陕西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1910年这一特殊的时间有关。1910年是孙中山发动了第九次广州起义。后来各地的洪门纷纷响应，其中就包括陕西，而且陕西是由当时的洪门会党首先发难，加速推动了当地的光复运动，陕西的哥老会已经秘密渗入到满清新军的各级部队中，洪门会党逐渐公开，如《陕西辛亥起义记事》中记载：“（哥老会在陕西的很多地方）州县均有一二首领，码头林立，不能悉计，办支应，理诉讼，几乎代县官行政……”在这种背景下，巡警局加强各地防备工作自然害怕电影商人借着各种名义进行光复宣传。所以电影商人要在陕西放映电影，还得打通巡警局的关卡，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使电影在陕西的发展显得并不那么顺利。

在电影传入西安之后，西安的商人、戏院老板们并没有看到其中的商机，而是对这一新兴艺术一直持观望的态度。在西安的正式影院兴建前，承担电影放映的是些公办机构或者民间社团组织。

陕西省图书馆为筹措经费，自1921年11月22日起每晚6时在易俗东社放映电影，易俗社在西安原本是个秦腔表演的“据点”，此时为招徕观众，也在晚间做电影放映之用，由于是无声电影，在放映时还演奏军乐助兴。1922年开始，东大街青年会也开始放映电影，采取售票的方式，在青年会的露天场放映。当时映出的影片都是由英、美等国摄制的，有《战士与婚姻》、《长久之爱》、《自由恋爱》和《七只天鹅》等。东大街青年会是西安市在未兴建电影院之前电影放映活动的主要场所。但是由于当时机器破旧，经常发生故障，所以时映时停，极不正常。当时西安电影放映业发展非常缓慢，片源也不固定，主要来自广东、天津的一些流动电影放映队。但是我们也会可喜的发现，承担西安早期电影放映任务的这些场所，基本都围绕在西安市中心钟楼附近，这也是由电影的商业本性所决定的。

直到1928年以前，西安电影放映行业一直都不太景气，并没有形成规模性的产业。据史料称：1924年，内务部鉴于各省电影营业日渐发达，影剧场租赁的影片多有男女青年恋爱情态，杀人放火、路劫盗抢等情节，害及公共思想。内务部，农商部联合通知各省要求对奸盗淫邪之影片应严加取缔。饬警随时去各影剧场检查，凡新到之片，须经官厅检阅许可后方准开演，不得自由演映。陕西接到文件后称：“陕西省电影事业尚未发达，此类查禁之影剧为数不多。”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整个陕西对于电影这门艺术的接受是非常缓慢的。

2、早期电影院的建立和变迁

    直到上世纪30年代，对于电影一直持观望态度的商人、戏院老板才开始伺机而动，想在这门新兴艺术的风靡中分得一杯羹。彼时，西安的电影院建设此起彼伏，逐渐繁华起来。

    1930年5月，先声电影院开业，选址在东大街青年会。开业映出美国影片《女军人》两场。但是同年12月22日便因修理机器，暂停映出，后再未恢复放映。作为西安开设最早的一家电影院只开业短短半年就夭折了。

    同年，秦光电影院在西安盐店街建成开业，这是西安最早的一家室内电影院。映场分池座、楼座及包厢，先后放映过《刀下美人》、《风流学子》、《女侦探》和《浪漫女子》等无声影片。开业初期，每日连映4场，一年后改为每日定时映出两场。1932年年底，秦光电影院停业，后再未恢复。

    1931年6月15日，世界电影院开业，地址在盐店街，映出最新名片《花好月圆》。开业后，营业情况不佳，年底倒闭。

    1932年2月5日，国民大戏院在五味十字中州会馆开业。

    1932年6月1日，民众电影院在钟楼开业，映出国产电影《努力》和《上海血战史》。同年7月15日，省教育厅以钟楼为稀有古迹，放映电影最易失事为由，责令停止该院放映活动，民众影院遂告停业。

这些小型民营电影院多为投机商人小笔投资创建，并没有什么艺术理想与艺术品味，影院设施也非常简陋，观众座椅就是几条长板凳，因此经营时间均较短，在历史中昙花一现，但在西安电影事业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有一个例外，那便是1932年6月19日在竹笆市街建成的阿房宫大戏院，它由著名演员周伯勋兴建的，直到今天依然屹立不倒，见证了半个多世纪西安电影业的沧桑传奇。

1934年开始，逐渐有一些更有实力的资本家投身于电影院的建设。

1934年7月，西京大戏院开业，地址在东大街青年会露天场，使用德国蔡司有声放映机，每晚8时放映一场。开业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有声电影《银星幸运》，这是西安第一次放映全有声的影片。35年1月西京大戏院新剧场在东大街端履门十字建成开业，戏院建筑为砖木结构，铁皮屋顶，席顶棚。戏院楼下设座位600余个，楼上设包厢，使用全套有声电影放映设备，是一座高标准的电影院，除了硬件设施，电影院开业所选的影片是联华公司的《渔光曲》，也昭显出影院不俗的艺术品位。

1935年，民光大戏院于马房门建成开业，有职工30多人，经理胡宪章，这是西安唯一一家独资经营的电影院，设有座位790个，另有活动加座200个，配备德国“蔡司”有声电影放映机和柴油发电机，在当时也是非常豪华的配置。

1936年，陪都大戏院正式开业，在东大街116号，影院设有座椅1400个，是当时西安最大的一个放映场所。更值得一提的是，为扩大影响，在影院开业前，经理专门在东大街北平饭店举行了招待会。

这一时期西安电影放映业迎来了短暂的辉煌，企业家办电影院已经不是之前的“玩票”性质，不断建立的高质量电影院充分满足了西安人民的文化需求，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战争爆发后虽然依然有像明星大戏院、阎锡山兴办的西北影业公司、银汉影院、宝珠大戏院等影院先后建成，但整个文化氛围依然受到战争的很大影响。

    综观上世纪30、40年代的西安电影院，无论是最早兴建在东大街的先声电影院还是盐店街的秦光电影院和世界电影院，以及五味十字的国民大戏院和钟楼的民众电影院，还有端履门的西京电影院、东大街的陪都电影院、北大街的明星电影院和南院门的宝珠电影院，不难发现，所有影院都选建在了老西安市最繁华的钟楼附近。从明清时开始，钟楼就是西安城的中心。而且，以钟楼为轴心贯穿的整个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可谓是西安最为繁华的地段了。

    当时的影院都是自家买片自家放映，无论国产片还是外国电影，片源都非常充足，选择余地也很大，所以，极少会出现两家影院同时放映一部电影的状况。因此，影院“扎堆”也并没有带来不利的恶性竞争，反而带动了钟楼地区的商业繁荣，彰显出钟楼在西安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时至今日，虽然西安还有以长安路为主的小寨商圈和以轻工、康复路为主的长乐路商圈。但位于市中心的钟鼓楼依然是西部地区最具人气和最具规模的超大型商业圈。坐拥83年历史的阿房宫电影院依然坐落于这繁华的商业中心。

二、民国时期西安电影院的代表——阿房宫大戏院

阿房宫大戏院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投机商人只为从电影业“捞钱”的影院经营态势，同时，对于艺术电影在西安的立足和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西安电影史，阿房宫大戏院无论是对于西安日后的电影创作还是对于民众娱乐生活的改善都影响深远。

1、阿房宫大戏院的创建

    30年代初，年轻的道路桥梁工程师武少文先生从西安到了上海，参加交通大学举办的一项技术活动。当时，上海电影业正在崛起，大大小小的电影院相继开业，也放映了许多当时风靡的美国电影和经典的国产影片。武少文在接触了电影这项新兴艺术后，思想受到了深刻的启迪。他把业余时间全都用来看电影，不仅光顾了大光明影剧院、黄金大戏院等上海滩一流的电影院，还到巴黎电影院、浙江电影院等中小电影院看电影。他曾兴致勃勃地和友人谈论看电影的感受，意味深长的说：“我这个人不想做官，只想办几件文化事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

    武少文从上海返回西安后，积极进行筹建电影院的工作。他想通过电影艺术宣扬新文化的艺术主张，得到了友人中的远见卓识之士韩仲鲁、韩望尘、刘尚达、周伯勋、封至模等人的支持与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努力，武少文采取股份制的方法，在西安竹笆市26号办起了一座合股经营的电影院，取名为阿房宫大戏院。他本人成为了首任总经理。

    1932年6月19日，阿房宫大戏院正式开业。周伯勋是驻上海代表，在上海负责为阿房宫大戏院采选拷贝。

    周伯勋是陕西临潼人，生于西安，从中学时开始，他就参与创办红芽社剧团，演出一些宣扬铲除军阀、打倒列强的短剧。1928年，他到上海，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不久加入了南国社，1930年转入上海持志大学，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周伯勋在上海积极参加各种进步剧目的演出，还参与了电影《玉堂春》的拍摄。其后相继在联华影业公司的《续故都春梦》和电通影片公司的《桃李劫》、《自由神》和《都市风光》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在西安长大的周伯勋初入上海深深感受到了上海文化的繁荣和西安的闭塞，想在西安开设一家电影院以满足西安民众文化娱乐生活需要的想法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这与武少文不谋而合。

    那时周伯勋还在上海求学，他便成为阿房宫大戏院的第一任驻上海代表，专门负责从上海购买片源。恰好当时他与联华影业公司来往密切，便建立了阿房宫大戏院与联华影业公司的业务联系。联华摄制的影片，都可供给阿房宫大戏院放映，映完后把报表寄回上海，再继续供给。并且为支持阿房宫大戏院建成，联华影业公司先供应了十部影片，如《恋爱与义务》、《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等，演员都是阮玲玉、金焰等银幕新星，所以电影上映后很受西安观众的欢迎。不仅如此，周伯勋还在上海购买了许多外国电影，极大地丰富了西安的电影市场。这些影片上座率高，口碑也好，阿房宫大戏院一下子获得了西安各界人士的注意。

    阿房宫大戏院是由周伯勋的父亲周凤冈建造完成的。周凤冈原先是一座盐庄的老板，后来因为聪明、勤劳，就也做起了药房、戏院和地产生意，成为富甲一方的人，并且还被选为了西安市商会会长。周凤冈将自家位于竹笆市北口路东的私宅作为院址，并全权负责，拿出全部家产建造了影戏院，并以秦代著名宫殿“阿房宫”命名之，以表现大戏院的雄迫和大气。

    1932年春，周伯勋从上海聘请的放映人员和发电工人到达西安。6月19日，在一片欢腾声中，西安第一家新型电影院——阿房宫电影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根据周凤冈的设想，阿房宫大戏院当时果然建造成了西安的第一家无柱子的戏院，而且既可以唱戏又可以放电影。 

    阿房宫大戏院放映场的设计和装修也都是周伯勋的父亲周凤冈完成的，装修风格粗犷又朴实。“胡基墙”、铁皮顶，放映场里面摆着木制的长靠背椅，每张椅子坐四人，总共可容纳五百多人。放映场后边的小阁楼上还有八个包厢，每个包厢可容纳四人，大有中世纪欧洲歌剧院的派头，可以接待一些显贵的电影观众。当时使用的放映机是德国制的艾诺门I型无声放映机，有时为了增强效果，放映无声电影时还有工作人员用留声机播放乐曲，让观众得到更好地视听享受1932年6月20日的《西北文化报》载文称：“阿房宫大戏院昨日上午十时举行开业典礼，各机关男女来宾约500人，由韩仲鲁任主席，李毅任司仪，封至模做报告……，该院设置完备，选片亦佳，堪为西安高级之娱乐场所。”

    阿房宫大戏院开业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联华公司出品的《恋爱与义务》，这部卜万苍导演，阮玲玉、金焰主演的电影虽然以悲剧结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控诉了封建礼教、歌颂了爱情的美好。上映之后广受好评。武少文、周伯勋等人的艺术品味与抱负终于在阿房宫大戏院得以彰显。

    1934年上半年，随着电影新技术进入市场，阿房宫大戏院聘请上海法商百代公司的技师到西安，将无声放映机改装为有声放映机，改放有声电影。

2、阿房宫大戏院的特色和影响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其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深厚，秦阿房宫作为秦代建筑的集大成者不仅体现了一种辉煌、大气的陕西文化，而且“阿房宫”这一美丽的名号也可为电影院的宣传增色不少，因此“阿房宫大戏院”这一命名一经提出就为创始人们所认同。

    当然，阿房宫大戏院以秦阿房宫命名不仅因为名号响亮，也体现出创始人武少文、周伯勋们的艺术抱负和艺术理想，想建一座如秦阿房宫般恢宏隽永的艺术影院，得以让电影这种转瞬即逝的光影艺术流芳百世。

    由于当时的电影院全部聚集在钟楼附近，而且所购买的片源也有优有劣，因此，各家影院都在电影宣传与促销上下足血本，有的买影票送香烟，有的采取售卖电影套票的营销策略。而阿房宫大戏院因为对联华公司提供的片源充满信心，所以并未采取这样的手段，而且武少文、周伯勋在开办电影院最初是怀抱着艺术理想与抱负的，因此并不与其他影院老板一样，只是为了赚钱，所以阿房宫大戏院将所有营销手段都用在了对电影的宣传上。

    虽然阿房宫大戏院在放映上才刚刚起步，但由于它的创立者在上海这样外方经营和放映的电影氛围中借鉴到了很多新兴的宣传手段，所以受到西方电影商业模式的影响，阿房宫大戏院在电影放映时非常重视宣传，尤其是影片公映前，更是不惜重金，广为造势。

    当时制片方所提供的宣传品种类已经很多了，主要有：预告片、霓虹灯、路牌、特刊、剧照、海报、说明书和报纸广告。值得一提的是阿房宫大戏院的电影说明书是由影院参股人之一的封至模先生设计制作的，封至模是陕西著名的戏剧活动家、教育家、导演、戏曲作家，而且，他在秦腔理论的研究上也卓有建树。他设计的电影说明书印刷精美，不仅有内容简介、演职员表、电影插曲，而且还有一些伴随影片内容产生的观众问答，增强了影院与观众的互动。

    阿房宫大戏院成立之初提出了“唯一高尚娱乐场所”的宣传口号，之后变为“声光座俱臻上乘的西北电影之宫”和“专映中外最佳巨片”的宣传口号。阿房宫大戏院的电影广告版面是最大的，并且开设影片预告专栏，将下期开映的影片公布于众。1935年1月1日，阿房宫大戏院选择《爵士歌王》作为新年大贡献，用整版版面来进行广告宣传，这是阿房宫大戏院自开业以来版面最大的一次电影广告。1937年6月19日，阿房宫开业五周年，特意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特选富丽华贵之音乐歌舞艳情片《琴挑》半价连映三天，聊表谢忱，而庆同乐。

    阿房宫大戏院的成功建成，不仅完成了武少文、周伯勋等的理想，而且为文化封闭的古城人民带来了新兴的文化生活，古城人民通过阿房宫大戏院接触到了电影这门新兴的艺术。

    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于阿房宫大戏院的建成之时在西安城里异军突起，与中国传统的京剧、陕西人钟爱的秦腔分庭抗礼。没过多久，电影就成为当时西安城内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形式之一。随着阿房宫大戏院的发展与电影文化的普及，看电影成为西安市民追捧的新娱乐，被认为是时髦、现代与进步的象征。

    1934年阿房宫大戏院放映美国环球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电影《冰岛历险记》时，影片结束后观众仍久久不愿离开映场，有的人甚至要到台上去，见一见在银幕上说话的高鼻子蓝眼睛外国人。1935年阿房宫大戏院放映《桃李劫》，连映了22天，场场爆满。片中鲜明的进步内容，逼人觉醒的奋发精神给了西安观众深深的启迪。那时“去阿房宫看电影”几乎成了每个老百姓向往的事情，连杨虎城将军也多次造访阿房宫大戏院，观赏电影。

当时，由于“阿房宫”大戏院，片源较充足，加之宣传得法，故而上座率很高。每日三场，晚9时散场，几乎场场满座。因此，很多人争相仿效。于是，在西安市南院门、马坊门、尚仁路（今解放路）等处，相继出现了好几家电影院，除民光（1933年创建，创始人于孝先）、宝珠（1946年建院，后改名“星光”）外，尚有明星、西京、陪都、银汉、新民等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大多经营时间较短，比如“银汉”开业仅5个月就关门大吉，只是昙花一现罢了。而阿房宫大戏院从1932年创业伊始，经历了80个春秋，直至今日，仍照常营业，成为西安一处著名的文化象征。

三、民国时期西安电影队的放映活动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人心惶惶，西安的电影放映业并未局限于电影院这一相对固定的电影放映形式，而是产生了“活动放映”，这里主要有教育厅组织的电影队放映活动以及国民党军队的电影放映队由重庆来到西安，并下分几个小分队进行电影放映活动。

1、陕西省教育厅电影队的活动

    国民党中央政府于1936年在教育部设置了电影教育委员会，制定了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的办法，并于1937年按半价补助（金额为5250元），拨给陕西省部分放映机、发电机供开展电影教育使用。陕西省教育厅遂于同年4月组建了电化教育服务处，下设两个施教区（电影队），每团配放映员及助理员各一人。全省划分为3个电化教育施教区，关中区负责41个县，队长徐筱汀；陕南区负责28个县，队长张毅然；陕北区负责23个县（陕北区未能成立施教团）。放映的影片由教育部免费供给，放电影时不向观众收费，如在县城室内放映时，为限制入场人数，每人每场收费1至2分钱。

    1937年5月，关中区施教团在西安、户县、周至、眉县等地映出。在西安映出了7天，每天观众2000多人次，放映的影片有《我们的首都》及风景片、卫生片等。

    1938年2月，为配合“新生活运动”4周年，施教团在陕西省教育厅礼堂和莲湖公园等处为市民放映“新运”影片。同年10月，施教团在西安女中、西安师范、乐育中学、民兴中学等校大礼堂为学生放映，放映的影片除了《我们的首都》外，还有《抵抗》、《国防的前线》等影片。

    1942年5月，陕西省教育厅电化教育服务处制定了“办事细则”，规定两个施教团每团配放映员、播音指导员各一人（未设团长），配备发电机、放映机、扩音机各两部，分别在关中和陕南巡回放映电影，修理收音机。因汽油缺乏，经费不足，两个施教团于1942年先后在12个县仅放映电影125场，观众50余万人次。

1944年5月，根据教育部的通知，陕西省电化教育服务处改为电化教育辅导处，工作人员有：屈应琛、李衎、张毅然、叶文秀、张鸣珂、田文蔚等。由于经费和器材不足，将两个施教团合并为一个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设队长、副队长、事务员、教务员、技术员各一人，李衎任队长，在三原、咸阳、户县等地开展电化教育活动。西安遇有重大集会，也设法开展放映活动。

2、国民党电影队在西安的活动

    1940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放映总队（下属10个放映队）所属第六队，随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从重庆来到西安，配属于第34集团军总司令部，留在西安进行电影放映活动，队长董应春。1月23日晚，该队偕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应干训团的邀请，放映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及《八百壮士》等影片。后该队改为国防部新闻局军中电影第六队，队长仍为董应春，副队长王鸿，队员5名，另有公役4名，全队共有官兵11名。1942年总队各电影队驻地调整，六队仍留住西安，为西安驻军进行放映活动。

    国民党军校电影队在西安附近也经常开展电影放映活动。设在长安县王曲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电影队，曾为当地群众放映过电影。1939年第七分校特科大队进驻户县牛东村后，七分校电影队为牛东村附近的群众放映过无声电影，这是户县有史以来首次电影活动。1940年驻地在长安县岳村的国民党青训队电影队，也为村民们放映过无声电影。放映员是尚昆玉。

从“施教团”命名就可以看出1936年至1944年期间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影放映活动已经丧失了商业本性，而是更倾向于教化的以及宣扬战争立场。同时我们也可喜的发现，施教团并未局限于西安一处，而是将电影传播到了西安周边的区县，这也使电影真正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在陕西传播。

四、民国时期西安电影票价政策与片商供片办法

电影放映自然与票价密切相关，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票价的变化也有起有伏，而且西安作为西北城市，文化相对闭塞，本土的拍摄活动凤毛麟角，因此电影片商及其供片办法对电影放映活动的影响不可小觑。

1、电影票价的管理和变化

    建国前，西安电影票的价格是由西安警备司令部主持，召集市政府、社会处、稽征处、警察局、戏剧电影工会、直接税局、军法处、经理室、副官处等部门共同协商决定的。

1930年到1937年上半年，电影票价一直比较稳定，池座一般为：2角、4角、5角，没有超过6角；站票1角；包厢一般2——3元；日场稍低于夜场。1932年起实行儿童、军人半价优待。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物价的上涨，票价也逐年上涨，并开始附加其他费用。1937年8月16日，省政府规定为筹措伤兵防寒费，每张电影票附加1角，半票附加5分。1942年为募捐献机，每票附加1元；1944年为征集伤兵营养费，每票附加4元。1944年3月8日，西安警备司令部第8次扩大会议重新规定电影票价由原价（原价为20元半价一律取消）增加为26元，并随票增加茶水费1元3角。

1945年2月，电影票价调整为100元。同年9月，百元面额的法币在市面流通，1元以下的小面额券开始回收停止流通，电影票价随着物价的飞涨，也不断上涨，并附加了多种捐税，先后附加的捐税有：娱乐税，警备税，会议费，运片费，茶水费，法院修建费，炉炭费，设备费，感化所附加费，茶役冬服费，戡建费，会费，自卫特捐，冬赈附加费，伤兵防寒费，募捐献机费，伤兵营养费等。

    警备司令部和政府可以任意提高电影票价，但电影院却无权调整票价。1944年3月31日，民光、阿房宫两影院未经有关方面允许，提高了票价。社会处奉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手令，依照工资限价法给予了严厉制裁，并规定电影票每张售价20元，较原定票价还降低了6元。

    1946年4月23日，西安警备司令部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电影票调价为每票法币500元，其中正票350元，娱乐费105元，警备捐10元，会费10元，茶水费15元，片运费10元，到1946年11月7日，仅半年时间电影票价就调为每票法币1000元。11月30日，电影票又调价为每票法币1300元。1947年2月，调价为每票2400元。1947年7月24日，调价为每票6000元。电影票价直线上升，从1946年上半年的每票500元上升到1947年底的每票14000元。

    1948年元月，经会议讨论决定：西安市电影院票价按甲、乙两等进行调整，甲级票价为27700元，乙级票价为24500元，影片说明书随票附发，不得收费。甲、乙两种票都附有娱乐捐、感化费、警备费等五项。被定为甲级影院的有民光、阿房宫、新民；乙级影院有明星、宝珠。同年5月，票价涨到每张80000元，8月，继续随物价飞涨到每张530000元，半价票每张265000元。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实行了币制改革，发行使用金元券。金元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使用金元券后，电影票价（含附加费）每张为0.175元（半价暂取消），以后又随物价不断上涨。1948年12月，票价为金元券4.50元，军人2.50元；1949年元月，票价为金元券20元，军人10元。从1月至4月，电影票价涨了几十次，到4月23日，电影票价已涨到每张金元券50000元，军人25000元。金元券发行使用仅8个月，电影票价涨了近30万倍。

短短十几年，电影票价从3、4角飞涨了几十万倍，这无论是对于普通观众还是对西安的电影公司而言都是一种“奇观”。电影业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我们从电影票价的疯涨不难管窥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病态。

    2、西安的片商与供片办法

    电影在陕西出现的初期，片源是很有限的，也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放映的影片一般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从天津、北京、山西等地来的私人电影放映商，流动放映到陕北；二是1912年后，驻陕军队的一些单位来放映电影；三是广东、上海等地的一些流动无声电影放映商人先后来陕西放电影。

    之后，电影发行业务由各个影片（影业）公司自行办理。各影片公司与各地电影院直接建立联系，办理影片发行业务。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各影片公司相继在各大城市设立办事机构，派驻代表或代理，通过代表或代理与各地电影院建立业务关系，发行本公司摄制的影片。人们习惯把这些以电影转发业务为职业者称为片商。

建国前，在西安活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影片公司和片商有：美商米高梅影片公司代表史汀；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美商派拉蒙、雷电华、联美、环球影片公司代表曾立生；美国第一国家华纳影片公司西安代表孙少仪；美商20世纪福斯公司西安代表刘醒吾；华泰影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胡超；大中华影片企业公司西安代表季炳章；上川企业公司西安办事处夏沂。

此外，还有文华、电通、昆仑影业公司的代表潘永年等。这些公司的供片办法大多采用与各影院签订合同建立业务关系。昆仑、电通影业公司与阿房宫大戏院，大中华影片公司与民光电影院，华泰影业公司与宝珠电影院均签订过短期或长期的供用片合同。合同规定，片商不能同时将一部影片供两个影院映出；影院不能上映无合同关系的影片公司的影片，以此相互制约，确保供、用片双方的利益。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与内地交通受阻，各家影片公司节目较前减少，供片也无保证，各公司驻西安代表也多撤离，供片办法改为一片多供，影院可以租用多家公司的影片；也可以两家影院串片映出。有些影片发行量较少的影业公司，在西安不设办事机构，各公司通过互相委托有关片商，采取分账或包租等办法代办影片发行业务。影院与片商的分账比例和租价是按影片节目新旧、拷贝成份口头协商确定，无固定标准。

    1947年8月12日，西安市政府根据行政院关于《各娱乐场所免费招待军人观戏办法》的精神，规定各电影院对军人看电影实行半价优待。各影片公司驻西安办事机构的代表、代理人联名致函西安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提出：“因查其它各埠均无此例，希同业公会及有关影院呼吁，请主管当局予以取消，否则为维护权益，将被迫采取停止供片措施。”8月24日，同业公会将该函呈报西安警备司令部。9月6日，警备司令部批复：俟报请西安绥靖公署核示后再议。此后再无下文。

由于民国时期西安的电影制作基本属于空白，并不像上海电影拍摄制作蔚然成风，因此，西安的片源还是依靠外地输入。战前各大电影院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片源供给，可是战争爆发后西安电影院就像断了奶的孩子一样，举步维艰的维持生存。

五、民国时期西安电影放映业的民间活动

1、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

    西安市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的前身是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西安市电影戏剧业支会，成立于1937年8月25日。该会宗旨是：负起抗敌后援责任，以求世界之永久和平。任务为：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救济后方贫苦难民，宣扬抗战工作等。同年8月27日，该会决定举办游艺大会3天，筹款慰劳前方将士，从9月7日起，每天指定在三家影剧院轮流举办。

    1940年春，该会改名为陕西省动员委员会西安市电影戏剧业支会。同年9月，中央明令撤销该会，后经戏剧电影界代表的请求，该会改组为西安市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并于9月20日在易俗社露天场举行了成立大会，指定了西安市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章程，选举张汉屏为主席。会址设在骡马市71号后院。参加该会的集体会员除易俗社等7家剧社外尚有3家电影院，即：阿房宫、民光、明星电影院。

    西安市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弊害为宗旨。”章程规定该会的任务是：一、关于主管官署委办事项；二、关于同业之调查研究事项；三、关于兴办同业劳工教育及宣传文化提倡艺术及公益事项；四、关于会员营业上弊害之矫正事项；五、关于会员营业必要时之维持事项；六、办理第三条所揭宗旨之其它事项。根据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的章程，该会是传达政府规定，协助管理行业，参与研究票价以及反映同业意见的一个行业性组织。

    1942年，西安市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进行改选，选举冯玉瑞（民光电影院名誉经理）为理事长；姚应春、苏育民为常务理事；武少文、张汉屏、樊粹庭、赵亚东为理事。

1946年，该会的集体会员已发展到18家。同年市政府对该会进行重新改组，并于2月10日举行了改选大会。市政府、市党部、警备司令部、省警察局均派员出席了改选大会，冯玉瑞再次当选为理事长，一直到西安解放。

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成立于抗战爆发，它的成立代表了西安戏剧电影业的抗战热情和爱国决心。这对于战乱中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建立电影院的时候只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在国难面前却能够放弃自身利益，投身到抗敌后援的工作中，这才是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是满满的正能量。

2、放映人员的罢工斗争

    除了奋勇抗敌，西安的电影放映人员更能够团结一心，抵抗不公。1948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电影放映人员收入微薄，生活很难维持。同年12月在西安电影放映工会副主席顾源江、委员高光耀和明星电影院放映技师张志诚等人的发动下，西安市各电影院的放映人员为提高工资待遇举行了一次罢工斗争。罢工得到了市社会处工作人员的理解与同情，西安市总工会给予了支持和指导。

    各电影院的放映人员经过周密部署后，于12月15日下午1时宣布罢工。顿时，全市电影院全部停映，观众纷纷退票，给院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资方代理人或经理惶惶不安，迫使西安市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迅速召开了劳资双方代表会议，就职工提出的提高放映人员工资待遇的条件进行谈判。在谈判席上，放映人员的代表不怕威胁，义正辞严地为维护放映人员的利益进行斗争，迫使资方接受了放映人员提出的复工条件，提高了放映人员的工资待遇，即：按实物折算，主任放映技师月支面粉8.5袋，技师8袋，技工4袋，学徒享受普通茶役待遇。另外，所有广告费收入准与院方对拆均分。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场罢工斗争虽只为时一天，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二天，西安各报都刊载了全市电影放映人员罢工的消息。

关于民国时期西安电影放映业的一些民间活动，我们可以从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的成立看到西安电影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也可以从1948年的放映人员罢工斗争看到他们惨淡的生活状态。这些考据研究都在电影史的维度下，让西安电影放映活动更加生动和立体。

结语 

    西安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古城，有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同时作为内陆较为闭塞的城市，它早期的电影业发展并不能像发达城市那样一派繁华。论文从五个部分梳理了解放前西安电影放映业的生存状态，西安电影产业起步较晚，但是却拥有83岁高龄的阿房宫电影院见证西安电影业的沧桑浮沉。除此之外，我们在这段历史中，也看到西安人民的团结、勇敢，在战争中同仇敌忾，在艰难时同舟共济。也许这就是我们重读电影史的意义，在发现中不断感动于前人的坚持，在探究中坚持前行与不断进步。